理性选择视角下特大城市居民超时劳动的成因研究
研究背景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能够缩短劳动时间。凯恩斯曾预言，到21世纪初，人们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将缩减到15小时。由于收入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每一笔额外的收入会产生更少的满足，随着社会愈发富足，人们倾向于拥有更多闲暇，从而减少劳动时间。回归现实，近年来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呈现出不降反升的趋势，“上班族”的超时劳动现象非常严重。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不同的学科对超时劳动的产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学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寻找加班的答案。在这一视角下，劳动场域中的管理和控制手段是核心议题。这里的控制手段大致可以分类两类，一类可以归纳为技术控制，主要指通过控制劳动者的生产过程从而实现对剩余劳动力的占有。比如，资本或管理方对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提高了工人超时劳动的可能性，那些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劳动者往往更容易加班。另一类可以归纳为意识形态手段，主要指从文化角度构建劳动者的意识形态，塑造劳动者对加班的“同意”，进而引导劳动者产生加班行为。例如，互联网企业依托金融资本建构起“致富神话”的文化理念来形塑员工意识，通过激发员工对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目标来促成更高强度或是更低成本的加班劳动。
劳动过程理论的预设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获取和掩盖剩余价值为目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将劳动者超时劳动的原因全部归结到资方或者雇主身上。但是有研究指出，工作和生活风险使得劳动者不得不以市场理性来进行自我经营，这也是企业管理和控制策略生效的前提。换言之，如果没有管理方的劳动控制，当劳动者面对着更多的社会风险和生活压力时，出于理性考量，也会产生加班行为。本研究正是从劳动者理性选择的视角，探讨了促使劳动者发生加班行为的因素。
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主要强调一种目的性的、有意图的行动。具体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为最大限度的获取效益。对应到超时劳动问题上，超时劳动实质上是一种嵌入生活境遇中的“情景理性”选择，是劳动者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状态，有目的性的决定是否超时劳动，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根据理性行动由低到高追求的层次差异，可以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个体的生存理性主要考虑自身的生存状况，经济理性则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理性是更高层级的理性行动，更看重实现自身和社会的满足。据此，本文将分别从理性行动的三个递进层次——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探究超时劳动的产生。
本研究使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该调查覆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每个城市群中分别选取两个特大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十个城市。根据分层多阶段整群PPS抽样原则，每个城市调查实施点抽取40个城市社区，每个社区抽取25个家庭户，每户抽取一名18－65周岁的成员作为受访对象。本研究讨论的是超时劳动现象，劳动法中对劳动者的工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将研究样本限定为受劳动法保护的雇员群体。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讨论的有关超时劳动的结论仅推论至调查覆盖的五大城市群。
（1）生存理性具有低层次性，以稳定和安全为出发点。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劳动者而言，其生存理性主要来源于工作的稳定性。工作不稳定性提高了劳动者的失业风险，考虑到失业之后会面临断收的生存困境，劳动者更可能选择通过超时劳动这种拼命工作的方式来降低失业风险。实证研究发现，工作不稳定性的增强对于劳动者加班具有显著作用。
虽然理性选择是由行动者的目的或意图引发的，但是也会受到如信息、技能、特长等资源稀缺程度的制约。不同的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途径，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显然更容易达成目的。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帮助劳动者获得地位优势的资源。如果说劳动者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是在不加班的状态下获得相同的收益，那么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会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对于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而言，生存理性对其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一般来说，人力资本越低的劳动者可替代性越强，更容易被淘汰。尤其是处于工作不稳定的环境时，面临的失业风险更高。出于生存理性的考量，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者更可能选择加班劳动。相比之下，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掌握了较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可替代性较弱，即便面临失业的风险，也能快速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并找到新的工作，因此其劳动时间和是否超时劳动受到工作不稳定性的影响更小。本研究主要从受教育程度、工作期间的技能培训经历和年龄对人力资本情况进行测量。结果发现，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人力资本优势(教育水平)能削弱工作不稳定性对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加班的影响，但是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的人力资本积累(职业技能培训)并不能减弱工作稳定性对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加班的影响。相比于中老年群体，青年群体的劳动时间和是否加班受到工作不稳定性的影响更小。近年来就业市场上流传着“35岁职场危机”的说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不管在体力还是脑力上都不可避免的开始走下坡路。在企业不断降低用工成本的动力下，很多老员工都面临着因劳动能力和价值降低而被淘汰的风险，为了保住饭碗而加班加点也成为了家常便饭。虽然青年群体的加班现象也比较普遍，但是年轻就是资本，青年群体不仅劳动能力更强，而且具备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提升人力资本，对稳定工作的依赖性相对较低。
（2）就经济理性而言，劳动时间的不断增加以及超时劳动的发生受到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飙升的驱动，社会保障不足和住房负担过重是典型表现。社会保障能够帮助劳动者抵御各种风险、调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安全阀”。较差的社会保障水平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个体解决，劳动者更可能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或者超时劳动的方式维持或获得更多收入，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水平越差的劳动者，超时劳动的可能性更高。
而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核心组成部分——住房支出的比重大幅提高，导致劳动者的住房负担过重。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动辄几百万一套的住房更是大大超出了居民的支付能力，贷款成为人们购买住房的必要手段，不少人因此沦为“房奴”。每月背负的房贷在无形中增加了劳动者的经济压力，使得他们更加依赖于稳定的工作来维持日常生活，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加班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实证结果表明，有房贷支出的劳动者劳动时间更长，加班的可能性也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住房福利制度改革中，作为一种对城市住房分配货币化的重要补充，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升了大部分职工即期或长期的住房支付能力，从而在推动“居者有其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积金制度不仅能为劳动者在购买住房时提供更多的可支配资金，还能减轻其还贷压力。然而模型结果显示，虽然住房公积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加班的可能性，但是却无助于缓解特大城市中有房贷支出群体的加班劳动。
（3）就社会理性而言，其行动目的已经不再满足于稳定可靠的较低限度的需要，而是追求更高层级的自身和社会满足，本文认为消费主义对于延长工作时间的影响是社会理性的表现之一。因为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消费不再仅仅为了维持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地位比较和身份认同的需求，这已经超出了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目标范畴。因此，劳动者受到消费主义影响而选择超时劳动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理性。消费主义倡导的价值理念不同于真实需求的消费，而是一种用以满足自身虚荣亦或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强调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而且消费主义是一场动态比较的演进过程，把所有人——不分阶层、地位、贫富条件的卷入其中，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透支着人们的消费能力，人们用于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商品的支出也越来越多。相应的，劳动者为了维系从消费主义中获得的心理满足只能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本文尝试用“符号商品”的消费情况来考察消费主义对超时劳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的“符号商品”对超时劳动的影响存在差异。以奢侈品为代表的“符号商品”对超时劳动具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特大城市中奢侈品的购买比例相对较高，当商品被整合到生活标准中从而成为一种消费习惯时，也就渐渐失去了地位比较的功能。而以豪华汽车为代表的“符号商品”对人们的超时劳动存在正向影响。不过这一影响可能混杂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为了从社会攀比或彰显身份地位中获得满足，劳动者需要赚取更多收入从而产生加班劳动。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上层阶级的相对休闲的优势已经出现逆转的趋势，即忙碌和过度工作而不是有闲的生活方式被视为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特征，成为社会地位新的标志和象征。汽车品牌可能识别出了真正的经济特权阶层，从而表现出与加班之间的正向关系。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如理想般缩短，超时劳动现象反而愈发严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主要从劳动过程角度出发，关注劳动者在组织内部受到的管理和控制如何促使其产生超时劳动的。而本研究则聚焦于劳动者自身，从理性选择角度探讨了特大城市中劳动者为何超时劳动。结果表明，劳动者的超时劳动主要出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受到市场化转型的影响，随着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稳定性的降低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高，超时劳动既是劳动者的理性选择，也是无奈之举。可以说，在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对于大城市的雇员群体而言，较普遍的超时劳动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现象，这也反映了超时劳动产生背后的复杂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政治态度研究”(项目编号：17ZDA1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研究”(项目编号：17ASH004)之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亦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刘晓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
排版：张鑫瑞
复核：靳品侠
终审：傅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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